资金信托计划中投资人救济路径的实务突破与裁判逻辑

在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的背景下，资金信托计划作为典型的“卖者尽责、买者自负”金融产品，其风险分配机制以“信托财产独立性”为核心，投资人通常仅能以信托财产残值为限获得兑付。然而，当受托人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，导致信托目的无法实现时，投资人能否突破“残值兑付”限制，主张合同解除及固有财产赔偿？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显著争议。本文以某金融法院审理的盛X公司诉民X信托营业信托纠纷系列案（以下简称“本案”）为切入点，结合监管调查结论与裁判逻辑，探讨受托人义务边界、投资人救济路径的突破条件及实务操作要点。

一、核心争议：受托人义务的履行边界与违约认定

信托法律关系的本质是“信任托付”，受托人需以“受益人最大利益”为核心履行信义义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》第二十五条，受托人负有“诚实、信用、谨慎、有效管理”的法定义务；第三十三条进一步要求其“保存完整记录、定期报告财产状况、履行保密义务”。这些义务构成受托人信义义务的核心内容，也是判断其是否违约的关键标准。

本案中，民X信托作为受托人被认定存在多重违约行为，集中体现为以下三方面：

（一）推介阶段未充分履行适当性义务与风险披露义务

适当性义务是“卖者尽责”的核心，要求受托人在推介产品时向投资人充分揭示风险，确保其“了解产品、自主决策”（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第72条）。本案监管调查（京银保监举复YJ202xxxxx号）明确指出，民X信托在推介“中xx泰1号”“汇x1号”时，未披露大部分底层资产已出现风险的事实，且以“收益5.2%”等不严谨表述误导投资人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》第七条（风险提示义务）及第八条第四款（信息披露要求），构成对适当性义务的根本违反。

（二）管理阶段违规开展资金池业务，投资与约定不符

资金池业务因“滚动发行、集合运作、分离定价”的特征，易导致风险隐蔽与流动性危机，被《资管新规》第十五条明确禁止。本案中，监管认定“中xx泰1号”“汇x1号”符合非标资金池业务特征，且存在“同一公司管理的不同信托计划投资于同一项目”的违规情形（违反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第六款）。同时，民X信托未能举证证明信托资金实际投向符合合同约定的“组合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、标准化固定收益产品”，其管理行为既违反监管规定，亦违背信托文件的投资限制条款。

（三）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缺失，加剧投资人信息不对称

信息披露是投资人监督受托人、评估风险的关键。根据《信托法》第三十三条，受托人需“每年定期报告财产管理情况”。本案中，民X信托直至信托产品逾期后仍未向盛X公司披露底层资产风险及应对措施，且在法院释明后无法提供资金投向的具体证据。监管调查亦确认其行为违反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八条的信息披露要求。信息披露义务的缺失，直接导致投资人无法及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，构成对信义义务的重大违反。

综上，受托人未履行适当性义务、违规操作资金池、信息披露缺失的多重违约行为，共同导致信托目的（封闭期届满后赎回并获取收益）无法实现，构成《民法典》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“根本违约”。

二、救济路径的突破：从“残值兑付”到“合同解除+固有财产赔偿”

传统信托法理论强调“信托财产独立性”，受托人仅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支付信托利益（《信托法》第三十四条）。但本案裁判突破了这一限制，核心在于：当受托人因重大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，投资人可主张解除合同，并要求受托人以固有财产返还本金及赔偿损失。

（一）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条件：根本违约导致信托目的落空

信托合同作为双务合同，其解除需符合《民法典》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。本案中，法院认定民X信托的多重违约行为（未披露风险、违规资金池、信息缺失）直接导致盛X公司“封闭期届满后赎回”的核心目的无法实现，构成根本违约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五百六十五条，盛X公司通过诉讼主张解除合同，法院确认合同自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解除。

（二）解除后的法律后果：返还本金与赔偿损失

合同解除后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五百六十六条，“已经履行的，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，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”。本案中，法院突破“信托财产残值兑付”的限制，判令民X信托返还盛X公司全部投资本金（3亿元+1.5亿元），并以 LPR 计算资金占用损失。这一裁判逻辑的关键在于：受托人因自身重大违约导致信托财产管理失控（如资金池导致底层资产无法独立核算、信息缺失导致投资人无法监督），此时“信托财产独立性”已无法作为受托人免责的理由，投资人有权要求其以固有财产承担责任。

（三）突破“残值兑付”的裁判逻辑：受托人过错与风险控制能力的失衡

信托法律关系中，受托人因专业优势实际掌控底层资产信息与投资决策，投资人仅能通过信息披露间接监督。当受托人因过错（如违规资金池、未披露风险）导致信托财产损失时，若仍以“残值兑付”限制投资人权利，将实质鼓励受托人怠于履行义务。本案裁判的核心价值在于：通过课以受托人更严格的责任，平衡双方信息与风险控制能力的不对等，实现“卖者尽责”与“买者自负”的实质公平。

三、实务启示：投资人救济路径的选择与证据要点

（一）关注受托人义务的履行证据，提前固定关键事实

投资人应在信托关系建立时，重点收集受托人推介文件（风险揭示书、产品说明书）、信息披露记录（定期报告、临时公告）、投资运作凭证（资金流向、底层资产清单）等证据。本案中，盛X公司通过调取信托专户交易明细，证明资金被违规用于关联信托计划，成为认定“资金池”的关键证据。

（二）善用监管调查结论，降低举证难度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一十四条，“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推定为真实”。本案中，（京银保监举复YJ202xxxxx号）调查意见书直接认定民X信托存在“资金池违规”“未充分披露风险”等事实，法院据此采信盛X公司主张，大幅降低了投资人的举证难度。

（三）主张解除合同时，重点论证“根本违约”与“合同目的无法实现”的因果关系

投资人需证明受托人违约行为与信托目的落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。例如，本案中“资金池导致底层资产无法独立变现”“未披露风险导致投资人无法及时退出”等事实，均被法院认定为“根本违约”的关键要件。

（四）赔偿范围的合理主张：本金返还+资金占用损失

在合同因违约解除时，投资人可主张返还本金及资金占用损失（如 LPR ）。本案中，法院未支持参考收益率（5.2%）的赔偿，理由是“参考收益率非保证收益”，但支持了 LPR 标准的资金占用损失，体现了对投资人实际损失的合理填补。

四、总结

资金信托计划中，“残值兑付”并非投资人救济的唯一路径。当受托人违反信义义务构成根本违约时，投资人可通过主张合同解除及固有财产赔偿，突破传统风险分配机制的限制。实务中，投资人需重点关注受托人义务履行的证据固定，善用监管调查结论，并结合“根本违约”与“合同目的无法实现”的因果关系论证，以实现有效救济。本案的裁判逻辑为同类纠纷提供了重要指引：在“卖者尽责”与“买者自负”的平衡中，司法更倾向于通过强化受托人责任，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与信任基础。

【责任编辑：北京迈伟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 姜勇】